堕胎权的推翻——生命的开始和结束，谁有权决定？

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堕胎权失去了宪法保护

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件中，以6：3的投票结果，推翻了1973年最高法院关于“罗伊诉韦德”一案的判决先例。这意味着堕胎权将不再受美国宪法保护，各州将重新拿回关于堕胎的立法权。随之，堕胎禁令立即在路易斯安那州、南达科他州，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生效。

这一裁决颠覆了 50 年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基本人权、女性健康及生殖健康权遭受重大威胁！用美国总统拜登的原话讲，这是“一个残忍的决定、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将使美国社会倒退回150年前”。

关于罗伊诉韦德案

诺玛·麦考维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位女服务生。1969年8月，不过20岁的她发现自己第三次怀孕。诺玛本身已是一位单亲妈妈，收入微薄、居无定所的她无力再抚养一个孩子，所以决定手术流产。然而在当时，德州法律不允许堕胎。诺玛曾尝试去地下诊所做手术，但这些地下诊所也很快被警察查封。

于是，在一位民权律师的帮助下，诺玛化名罗伊，并向地方法院起诉了德州达拉斯县司法长官亨利·韦德（韦德是当时负责起诉堕胎诊所的官员）。虽然诺玛打赢了这场官司，但地方法院和州法院都没有取消德克萨斯州的堕胎禁令。为了实现普遍的堕胎权，在民权律师的建议下，诺玛一路起诉至最高法院。

1973年1月，最高法院以7:2的投票结果判定诺玛胜诉。大法官布莱克门给出的判决意见认为：宪法第14修正案和第9修正案，都给与了女性在堕胎问题上的隐私权。

在此判决后，美国从宪法层面真正确认了女性拥有合法堕胎权——通过此案例判决，确认了宪法赋予女性关于堕胎的隐私权，任何其他法律、机构及个体都不能干涉。

罗伊诉韦德案的胜诉，无疑可算作维护堕胎权力进程中一次具有决定性的先例，它从根本上确立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

然而，50年后的今天，还是在美国，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Pro-Choice（选择权至上），还是Pro-Life（生命权至上）？

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其实还有一个附加性条件——将女性妊娠期分成三个阶段：在前三个月，女性可以完全自主选择，不受任何条件约束；在怀孕4-6个月内，禁止以保护母亲身体健康之外的任何理由阻挠堕胎；在怀孕7个月之后，允许各州立法禁止堕胎。

这是布莱克门大法官深思熟虑的结果，显示着对两种关系的调和：女性选择权和生命权。

Pro-Choice派（选择权至上）支持堕胎的合法化，因为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对生命和生活拥有自主权和选择权；和男性拥有这些权利一样，这是女性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Pro-Life派（生命权至上）反对堕胎。这一派多数来自于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并不完全由男性组成；传统保守主义人士、基督教新教教徒构成了Pro-Life派的大多数。他们认为胚胎一旦形成，就是一个生命，是上帝的礼物；如果对胚胎进行终止妊娠，将等同与谋杀。

堕胎权，不管是现在或者将来，都已是美国社会的核心议题。但它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议题，而是掺杂着太多的政治斡旋和利益相争。在今年11月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堕胎权无疑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吸引选民支持的王牌——捍卫堕胎权、继续推进《女性健康保护法案》，民主党或将赢得更多女性选民支持；而承诺继续加大堕胎禁令力度，则将使共和党博得更多美国中西部保守州的支持及选票。

堕胎权——这个原本应该以女性健康和基本权利为首要考量的议题，竟然成为了政治操纵的筹码，不禁令人失望、愤怒；当然，还将有更多的反抗。

当前，美国已有9个州实行了堕胎禁令（涉及720万育龄女性）；12个州被预计很可能实行禁令(涉及1940万育龄女性)；另有9个州处于不确定状态（涉及1100万育龄女性）。如果后两者实行堕胎禁令，预计全美约有3700多万育龄女性（占美国总人口11%）将受到严重影响，失去对自己身体、健康的自主权。

废除堕胎权，废除的到底是什么？

无论是从医学还是人权的角度看，此项判决都意味着女性、甚至是全社会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早在今年5月，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就在其期刊封面，以医学的角度，直接摆明了对取消堕胎权的强烈反对——“如果美国最高院真的通过了新法案（取消宪法对堕胎权的保护），这等同于让一部分女性去送死。废除堕胎权不会让堕胎从此消失，只会让安全的堕胎从此消失。阿尔托大法官和他的支持者们手上将沾满女性的血。”

根据《柳叶刀》及世卫组织的报告，意外怀孕女性在难以获得安全、及时的堕胎医疗服务时，往往会被迫选择不安全的堕胎方式。2021 年，世卫组织统计报告，每年约有4.7%至13.2% 的孕产妇因不安全的堕胎而失去生命。在发达国家，每 10 万次不安全堕胎就有约 30 名妇女死亡；而在发展中地区，这个数字更触目惊心——上升到 220 名。

除此之外，堕胎禁令的实施，还会对女性的生育意愿、心理健康、经济状况、孩子教育和健康等诸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相较于有堕胎自由的女性，无法堕胎的妇女的生育意愿仅为其1/6；后者失业几率是前者的3倍；后者也更将可能经历长期的经济困难。

新法案公布后，星巴克、特斯拉、Netflix等一系列大企业宣布，将会为需要堕胎的员工提供旅费报销。位于美国的大企业也即将卷入“女性员工权利之争”。各州关于堕胎权的立法可能会影响企业的选址；而企业也将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新的医疗保健难题。

受害的，永远是弱者。

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女性，尚可选择到其他州进行堕胎手术。但更多的女性却没有足够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来跨州手术。根据2019年的一项统计，堕胎女性中有61%来自少数族裔；另，堕胎女性中有57%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些群体普遍收入较低、自我保护能力差、跨地区迁移条件不足。（据统计，跨州手术平均距离是630英里，而本州手术的平均距离为12英里。）

是不是很讽刺？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女性是否可以自主地对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做出选择，取决于她在哪个州，是否有钱和精力来跨州手术。

生命的开始和结束，谁有权决定？

究竟，一个生命能否开始，能否结束，谁有权决定？

这已不再是一个yes或no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贯穿着一个核心争论点——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将如何定义人类的“生命”？

如果单纯用生命科学的角度来回答，答案已经显而易见——生命始于受精卵（妊娠前两周），经过约280天的母体孕育，新生命个体脱离母体，开始独立生存发展。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对于“生命”的定义，早已超出了单纯的生物学范畴。诚然，当新生命有了心跳、开始了第一次啼哭、第一口呼吸、第一次说话和行走时，我们很难去否认他/她；但是也应当考虑在这个新生命到来的背后，以及他/她成长的过程中，是否有相应的、基本的社会支撑，包括父母、家庭和整个社会。

生命的尊严和自由，和生命体本身一样重要。而这个问题，不是一次新法案的生效，或是一纸堕胎禁令所能单独解决的。

就像一个生命临近结束时，是以尊严、个体感受及意愿为首要考量？还是以维持生命时长为首要指标？当该个体失去判断能力又遭受痛苦时，谁可以替决定他/她决定是否继续？

这些，应当是我们不可不思考的问题。（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参考资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7%E8%AF%89%E9%9F%A6%E5%BE%B7%E6%A1%88/1799684

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625A09P4S00?tbkt=C0&uid=&refer=wx_hot

注：本文旨在介绍医学研究进展，不能作为治疗方案参考。如需获得健康指导，请至正规医院就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