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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学遭遇仇恨

首页 » 医声医事 2014-11-20 医史微鉴 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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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66年8月,八十多岁的颜福庆,在他一手创办的上海医学院校园里,惨遭批斗,并被戴上高帽挂牌游行。事后,家人非常担心他会想不开。颜福庆反而安慰家人说:“不要放在心上,我从前在湖南看到痞子造反,也是这样的。”

颜福庆的遭遇


1966年8月,八十多岁的颜福庆,在他一手创办的上海医学院校园里,惨遭批斗,并被戴上高帽挂牌游行。事后,家人非常担心他会想不开。颜福庆反而安慰家人说:“不要放在心上,我从前在湖南看到痞子造反,也是这样的。”


颜福庆所说的“痞子造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10年湖南长沙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抢米风潮”。那年春季,因粮食歉收、粮食囤积外运等多种原因,米价飞涨,民不聊生。而脆弱的官方赈灾体系又调控失败。长沙贫民黄贵荪一家因为无法买到米而全家自杀,激起民愤,引发了抢米风潮。后来冲突扩大化,长沙城中的许多教堂、洋行、领事住宅被捣毁。在上个世纪,各种关于“长沙抢米风潮”的研究,都将其称为“反帝反封建运动”,而对于风潮中对医院、学校、普通民居的焚烧抢劫等一些极端暴力事件,则讳莫如深。


颜福庆就是那场风潮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


1910年2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颜福庆抵达长沙,进入雅礼医院工作。工作了还没俩月,就遇上了长沙全城抢米风潮,颜福庆家被洗劫一空,连他的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文凭都被焚毁。后来,颜福庆赴上海向“上海耶鲁俱乐部”求援,才得以度过难关。


对于颜福庆来说,那是刻骨铭心的遭遇。


善待贫病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遭遇,会给颜福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在颜福庆的办医生涯中,“体恤贫病”一直是他的工作指针。


1931年1月17日,上海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颜福庆起草了《筹建中山医院缘起》,其中写道:“至民众一般,更为可悯,因乏设备较善之医院,常感就诊无门之痛苦,坐以待毙,比比皆然”。这句话,很有代表性,是颜福庆照护贫苦群体、怜悯病患的思想体现。


为什么颜福庆能有这样的思想?这当然和他自幼在教会学校所受的教育有关。但我猜测,这与颜福庆的个人经历、尤其是那次“长沙抢米风潮”的经历可能有更为深刻的关系。


任何亲历过那种场面的人,都会感到恐惧。而恐惧之后,有些头脑的人一定会开始思考:怎样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看病和吃饭一样,都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我想,颜福庆一定在琢磨,怎样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不在遇上这等事、怎样让自己创办的医院不要像米行那样遭遇劫难。如同长沙抢米风潮的最终解决办法——“抚恤饥民”一样,颜福庆的出路只有一条:体恤贫病。


其实不只是颜福庆,民国时期,整个医界的有识之士都能深刻地感悟这个道理。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医师公会主席宋国宾起草了著名“医师信条十讲”,也就是医生行为准则。十条要求之中,专门拿出两条来重点强调关爱贫病。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清楚,如若忽视贫病,就一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民国时期,有医疗纠纷,但没有出现砍杀医生的情况。


让历史照进现实


长沙抢米,已经过了一百多年。所以,当下的人们可能会淡忘过去。


两年前,下肢坏死的河北农民郑艳良因无钱治病,在自己家里,用小刀和钢锯给自己做了“截肢术”。这件触及社会心理底线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当地有医院伸出援手为其免费救治。可是在《新京报》的报道中,郑艳良说到:“感谢媒体和社会,但不感谢政府和医院…”我想,救治了他的医院和医护人员看到这话,一定感到心凉。我要说的是,郑艳良这话表达出的是一种仇恨,一种来自于贫病的刻骨仇恨。


目前,医界面对的此种仇恨太多太多。这些年,大家在媒体上或在现实中会经常看到北上广的大医院中,民众彻夜排队争抢号源的场面。优质的医疗资源,就像是珍贵的大米,而那些患者,就像是饥民。各家大医院开足马力,医护人员彻夜加班,也才勉勉强强能够保障一部分患者的“病有所医”。而饱尝了“争抢性恐慌”的患者们,尤其是那些因病致贫者,绝对不会有多少感谢。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仇恨。这些仇恨的来源不限于医疗过程,还来自于贫苦、或是各种不公正对待。而带着这些仇恨的群体中,有些人心态阴暗抑或绝望。他们一旦开始就医,便开始发泄,甚或制造冲击。多年的医务接待工作中,我一直深深地感受着这样的仇恨。


“你们说,马云会不会在某一天带着人来冲击医院?”这是我经常问同道们的一个问题。其实,打死我也不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因为,马云们输得起。而这些年国内发生的各种冲击医院、砍杀医护事件中的主角,大都属于是“输不起的人”、也就是中低收入和贫困线以下的群体。


应该怎么办?出路还是那一条:“体恤贫病”。


但是,当下很多人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这些年一直有声音,说公立医院应该关闭“特需病房”。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在民国时期,各家公立或私立医院的病房都划分等级,头等病房条件非常好。而与现今有所不同的是,那时公立或私立医院大都同时设有救治贫病的“免费病房”。就是说,上世纪上半叶,人们根本不敢在不设免费病房的情况下,就设立服务特殊群体的高端病房。但是,当下,就这么干了。


关于宽恕


其实,体恤贫病的道理,大家都懂。但要真的做起来有些难度。而对于那些遭受过冲击的医界同道来说,更是会有些心结。


还是来谈颜福庆吧。他被当年的流氓无产者们抢了,抢得倾家荡产。他本可以终生表达仇恨,可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更加能够理解和体恤贫病。我觉得,他悟到了宽恕。


其实,面对失去理智的仇恨时,宽恕是最明智的选择。


1910年那场抢米风潮中,地方官员赖承裕前去“处置”围观群众,他对饥民说:“长沙高档茶楼的茶,要价100文,你们不嫌贵;米是人人要吃的,只卖80文,你们就嫌贵”。此话激怒饥民。七十多岁的赖承裕被吊起来打、嘴里还被塞进猪粪。


有些同道可能觉得这话有些“似曾相识”。前些时间,微信上类似有调侃病人的话:“商店里的衣服你不嫌贵,看个病就嫌贵”。以我多年的医患纠纷工作经验,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在纠纷时,如果你面对愤怒的患方说出这话,那就是自己找死。


这些年,在医院暴力频发的情形之下,一些医界的同道喊出要“设立黑名单”、要“以暴制暴”。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些绝非是明智之举。以暴制暴,是强力机关的职责,而非医界的本分。有些同道会说,有时强力部门不作为,我们只能以暴制暴。其实,在庞大的社会面前,医界只是很小的一个群体。“以暴制暴”,一旦把握不当,即会违背医学伦理、且遭受更为疯狂的攻击,而此时,强力部门更有理由不保护你。


在我多年医患关系演讲经历中,有一次印象深刻。那次台下坐满各家医院的科主任。或许是对演讲内容过于感同身受,台下的一位教授从包里掏出了自己的“防身喷雾剂”,和旁边的同道交流起来。同道不慎按了一下,瞬间会场大乱。当我捏住鼻子、泪流满面地从会场里冲出来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同道们真的在纠纷中对患者喷了这东西,那是绝对收不了场的。以仇恨应对仇恨,只会激发出更多、更疯狂的仇恨。


医界是高级知识分子密集的行业。知识分子,习惯于争论对错。其实,争论对错,只在良好的法制和信仰环境下才有意义。多年的医患纠纷工作经历告诉我:对错是相对的,而仇恨是绝对的。更况且,部分时候,确实是医方有错。


医患纠纷接待的工作很不好干,被打被骂是家常便饭。我一直开玩笑说,这些年干下来,最大的成就,就是自己没成精神病。因为,找到了解药,那就是宽恕。宽恕,可以避免自己的内心过于痛苦;宽恕,也可以避免自己在过度愤怒的情况下做出违背常伦的事情。其实,宽恕,原本就是医学的本分之一。


当年,刚刚从事医患纠纷接待工作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不知敬畏,也曾在群体性冲击中被患者家属押着“游街示众”。曾经很痛苦,也很愤怒。


所幸,这些年的经历中,慢慢感受到了宽恕的力量。痛苦和烦恼能够减轻很多,工作上也能开始游刃有余地平和应对了。


所以,若要我说,当医学遭遇仇恨时,医界能干什么那?我想,就用宽恕、用关爱,去消解大众的、同时也消解自己的仇恨。切勿用仇恨去扭曲医学。



唯有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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