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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科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医生挨打的问题

首页 » 医声医事 2014-09-29 人物 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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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导语:一组统计数字是:全国恶性暴力袭医事件的数量近10年来平均增长近30%,70%的医生遭遇过殴打、辱骂,近40%的医务人员希望有机会转行。

  导语:一组统计数字是:全国恶性暴力袭医事件的数量近10年来平均增长近30%,70%的医生遭遇过殴打、辱骂,近40%的医务人员希望有机会转行。


  医患纠纷升级,一些医生在日常诊疗中不得不采取些自我保护的策略,甚至备有辣椒水或逃跑门。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却总是去安慰”,医生们以此为职业信条,他们更期待,只管做到这些,无需负累太多。

  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湖南省株洲市二医院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一对夫妻,带着二三十号人,在门诊楼门口拉开了一条白色横幅:“活着进去,死着出来,还我女儿”。门诊大厅里,女人蹲下来烧纸钱,男人点燃了一串鞭炮扔向导医台,大厅里噼里啪啦炸开了锅。

  这阵势,51岁的医务科长陈友良先生早已见怪不怪。在任5年,处理医疗纠纷是他的职责之一。

  陈友良毫不客气。第一时间,他通知了保卫科,启动了由职工组织的“护院队”。

  五六个先到的医生,身着便服,手拿扫帚,将烧纸钱的火堆扑灭了,把灰堆推出门诊厅。紧接着四五十名护院队成员陆续出动,阻止对方烧纸钱、放鞭炮,护院队人多势众,对方渐渐偃旗息鼓。

  整个“护院”过程,都不见陈友良的身影。门诊大厅的护院队负责“把闹事的赶出去”,他在办公室里和孩子亲属谈判,说服他们去做医疗事故鉴定、依法维权。

  “我负责‘文斗’,他们负责‘武斗’。”把技术问题和秩序问题分开,是他多年经验所得的好办法,“闹事闹不成,就可以回到我这里解决问题。”

  此前两周,这家人的两岁女儿高烧不退送到医院,医生判断是气管异物并肺部感染。确诊后家属才提到,3天前喂孩子吃花生卡住了。此时已延误了最佳抢救时机,孩子不幸死亡。幼儿亲属托人找到医务科,要求退还抢救费2000余元,陈友良拒绝了,“退款会给医患双方都带来误解:难道诊疗过程有过错?患者会疑虑,医生也会困惑。”陈友良说,一旦退款,误解会是双方的。医生会委屈疑惑“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患者也会想“他们肯定是做错了,不然怎么会退款”。

  他请对方以书面形式将质疑和要求写下来,承诺给一个公正合理的答复。但对方不满意,带过来大批人马“讨说法”。

  当天傍晚6点多,事情平息了。陈友良操着湖南话松了一口气:“这个死哒滴细伢子造哒孽(这个死去的小孩子非常可怜)。”他告诉《人物》记者,医生、护士对患者本是同情的,但往往在吵架、打架、闹事、纠结的过程中,同情消磨殆尽,“有责任我们承担责任,没责任你就是再吵我也不会退让。”

  2009年底,陈友良从临床一线转到医务管理岗位。他是“临危受命”,当年的5月,医院经历了一场恶性医疗纠纷,死亡患者家属到医院施暴,导致多名医护人员重伤。陈友良叹了口气:“当时的医疗纠纷经常出现医务人员挨打。”

  医务科长的主要职责是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处理医疗纠纷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最花精力,也最需要强势地坚持原则和灵活的应对方法。

  陈友良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医生挨打的问题。

  医院保卫科统共不到10个人,他想了个辙,建议强化“护院队”组织,把自愿加入的青年男医生分为10余组,每组六七人,各有一名组长,由保卫科领导,一旦发生医闹,护院队就能快速集结,组内人员也能互相关照。

  这算“以暴制暴”吗?陈友良不这么认为,“没办法,政府要维稳,警察要调解,我们要保护自己。要像全力抢救病人一样,全力维护自己的安全。”当然,护院队不能超越“自卫”的限度,不能主动攻击。

  他很满意,上任至今,“很少再出现医护人员平白挨打的现象”。

  一天夜里2点多,一个外科护士挨了病人家属一耳光,陈友良到达现场时正好看见两位民警在说服被打护士与打人者调解。陈友良眉头一皱,沉下音调,“哪个讲要调解啊?请警察同志按治安管理条例依法处置。”他给那个受了委屈的小护士撑腰,告诉她,多少钱都不调解。后来,打人者被带回派出所,口供一直录到凌晨4点多。

  他的原则是,“处理医疗纠纷尤其是医闹时,保护好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凌驾于医院一切其他利益之上”。他当然也非常重视保护好自己不挨打,“不然那哪里是处理纠纷?那是被纠纷处理。”

  有一次,病人家属上门来投诉,医务科一名干事给对方泡了杯热茶。陈友良当下没吭声,人走之后,他叫来那个干事,边笑边说:“你还给他递开水啊?要是他发飙了对老子脸上一倒怎么办?”从此,来医务科投诉的、找麻烦的、吵架的、谈判的,都只有凉白开,再也没喝到过热茶。

  在处理纠纷时,陈友良也要求院方人数上占优势。尤其是与患方的谈判,只在与对方人数相当或超出对方人数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对方来了5个人,他也一定要有至少5个人跟着:“我是要从心理上震慑对方,让他们不敢随便动手。”

  该强势时就得强势,绝不给人可乘之机。但强势又绝非不知变通不讲策略。对方吵吵闹闹时,他偏偏见招拆招,让对方明白,吵闹无效,不过是耽误工夫。

  一位病人家属曾威胁陈友良说要狠狠揍他一顿,他立马放低了身段,淡淡一笑:“我既没有给你开药,也没给你做手术,你打我做什么撒。我是医务科长,是来为你解决问题的,你要打我的话,我现在就辞职。我姓陈,今天我陈科长辞了职,明天就有王科长、李科长,他们还是我这种处理方法。你想不想解决问题?”

  更多时候,办公桌会代他受难。经常有病人家属直冲医务科,嗓门大、气势足,一拳发泄到桌子上,能把当时那张单薄的木桌捶出一个洞。

  陈友良看了,也不动气,只淡然两句,“你要拍桌子你就在这里拍,我就先走了。”对方不拍桌子了,陈友良才好好地来跟他谈正事。他总是能让对方觉得,问题不是他引发的、他的出现是为了解决问题。

  不过,他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8月初的一次纠纷中,病人家属突然一拳打在他的左侧锁骨下方,让他栽倒在地上。挨了打,他笑言是“晚节不保”,“我都觉得没有动手的可能,突然就给你一拳。”

  最让他无奈的是,有些病人不愿意走鉴定和司法渠道,他们以为大吵大得、小吵小得、不吵没得。在陈友良看来,院方是不是存在责任、该负多大的责任,不该院方或者患方说了算。陈友良所在的二医院院长周恕是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周恕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公正的系统,鉴定小组里都是随机选定的院外专家,“没有人会为了其他医院的利益伤害自己的名誉”。

  3年前,因为患者亲属不愿走司法程序,一场谈判,从早晨八九点一直僵持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患者是外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患者的丈夫叫来几十个人,哭喊吵骂、要求医护人员下跪认错。

  陈友良引导对方选择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程序,但对方始终不为所动,开口就要求医院赔偿50万,陈友良无法接受,“医院依法承担该承担的责任,不是你要多少就给多少。”

  当时,卫生局、政法委、街道办事处等先后介入,希望医院让步、促成和解。陈友良万分无奈。

  漫长的讨价还价后,终于敲定了赔偿金额。本以为谈判结束,死者丈夫还是不满协定金额,又爬上了办公楼顶,以死要挟。最终,陈友良代表院方答应,将赔偿金额再增加1万余元。

  “如果走司法途径,赔偿金额可能更高”,现在回想起这件事,陈友良仍很感慨。他告诉《人物》记者,患者在家耽误了一段宝贵的救治时间,但院方的诊断与救治环节也有不足之处,“要依法承担该承担的责任,坚决不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

  陈友良非常欣慰,“5年来通过加强医疗质量控制以及规范处理投诉、纠纷,二医院所面临的医疗纠纷数量平均每年减少30%至40%,赔偿金额也显著下降。”

  今年6月,株洲市卫生局提出想在二医院开“医务工作现场会”,分享医务科的经验,陈友良推辞了,“这还没到那个档次。”

  陈友良格外期待两件事:一是国家法治制度的完善,能够依法保护好医院和患者的利益。二是国民法制观念的提升,能依法维权。

  “这两件事等到了,就绝不可能有‘护院队’了,医务人员也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医疗工作中,医疗质量会进一步提高,患方的利益就会更有保障,医患关系才会和谐。这是一个全民都期待的良性循环。”

  陈友良的一天有时候就在一场缺乏公共程序的闹剧中度过了。这样的一整天,他好像只做了一件事,又好像做了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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