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的小医生

  “大牛”医生们跳出体制寻找理想平台的新闻已不鲜见，但不少过来人在离开之时，往往不忘“劝诫”一句：“年轻医生嘛，还是安安稳稳呆在大医院学本事。”而有人并不认同。

  朱筱吟算是小医生中的“先行者”，抑或是，“试验者”。

  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朱筱吟应聘成为血管外科专家张强的首任助手。

  张强是上海市东方医院原血管外科主任，一年半前跳出体制开始自由执业。当时本报曾发特稿《脱离体制的医生》聚焦这一新鲜现象。而今，“大牛”医生们跳出体制寻找理想平台的新闻已不鲜见，但不少过来人在离开之时，往往不忘“劝诫”一句：“年轻医生嘛，还是安安稳稳呆在大医院学本事。”

  但张强并不认同。

  2014年7月，他创立的“医生集团”开始启动，“集团”的成立之所以广受关注，在于其并未一味等待“上面发文”或“新政出台”，而是力图在现有政策下闯出一条新路。

  理念吸引来几位首席专家的同时，张强也招募了几位青年医护作为团队成员。他说，他要招每个阶段的人，以证明，无论什么阶段的人离开体制，都可以活得有模有样。

  在医学生转专业“转入少，流出多”的现状之下，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让年轻一代有信心。”张强说，这关系到十年二十年后的医疗环境。

  一次火药味十足的论战

  复旦医学院举办过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论战，主题是《医者在途—当体制内邂逅体制外》。

  体制内是以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吴劲松以及普外科主任医师向阳为代表，而体制外则由张强和去年从华山神经外科离开的宋冬雷“代言”。

  两派自述立场，并在未来医生们中争夺支持者。

  显然，这是未来医生们极为关注的话题。

  200人的报告厅，挤得满满当当，有的背着书包，有的白大褂还未脱，走道里也没处站的干脆就盘腿坐在前排的地上。个个伸长了脖子，凝神倾听，精彩之处，立刻报以掌声或是大笑。而在两派争论之时，稚嫩的面庞上又露出疑虑和迷茫。

  讨论逐渐进入白热化。

  “（我们当年）哪一个不是披星戴月做出来的，你们才只有20多岁，所以不要憧憬所谓的轻松的职业生活。”吴劲松拿着话筒，边调侃边告诫，“我们张主任（张强），一会儿飞这，一会儿飞那，他可能不是工作的压力、教学的压力、科研的压力，而是生存的压力。”最后一句“生存的压力”引得场下大笑，张强也朝吴劲松自嘲般地竖起了大拇指。

  “如果你要做高精尖的，做别人挺难做到的那种，需要很大的机构的支撑。”向阳认为这是“三甲”的优势。

  张强开始了反驳，他接过话筒，比着手势：“我非常赞同两位体制内医生的说法，体制内的医院确实占有很大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怎么得来的？是因为垄断得来的，不是自由竞争得来的。我在公立医院的服务质量远远低于我自由执业后的服务质量。因为自由执业后，这些与我的名誉、个人的品牌直接挂钩。”

  比较完医院，又谈年轻医生的发展。吴劲松直接给出了方向：“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应该到公立医院，大的教学医院学本事，等你们到了50岁的时候，不用打赌，你们一定跑到私立医院去，因为那时候的市场化肯定太成熟了。”

  张强不同意：“国家在这方面如果放开社会资本，结合国际上的先进理念，相信私立医院也会出现年轻医生的培养基地。”

  两派的争论实际正是医疗环境变化的缩影。

  对于“小医生”们，也许几年前，他们根本不会去思考这件事，因为“公立”、“三甲”就是最好的选择。但如今，随着先行者探索出另一种理想模式，他们也有了其它“选择”。

  “到后来，我都不知道谁是对的了”

  医学生从理想到现实的落差，实际从实习就开始了。

  实习过后，朱筱吟曾想过放弃从医。

  一年多前，2013年1月，记者和朱筱吟曾有过一次对话。那时的她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张强的助理医生刚满半年。言谈之中，诸多迷茫。

  毕业前，她曾在外地一家三甲医院实习。在那里，她感觉学校里学的，到真正做起来，“却不是那样了”。

  比如医患之间的关系。“（从业者）对人、对生命的尊重感，好像在降低，好像会有一些怎样对付病人的方法，你必须这么去做……你不对他们（病人）严厉一点，他们就会骑到你头上来……”随之而来的冲突也在升级，她眼见过一位护士因口气生硬而被患者家属打到颅底骨折，于是就思考第二天要不要带把刀上班。

  还比如怎样合理用药。朱曾遇到一位医生，他坚持药能不用就不用；医药代表请科室医生们喝酒吃饭，他也能推则推，可这无形中就与主张用药的科主任对立起来……连病人都开始对他不满：“你看隔壁床都用好药，怎么不给我用呢？”这位医生曾悲观到想辞职，最终还是妥协。朱筱吟说：“到后来，我都不知道谁是对的了。是不是科主任也是对的？”

  又比如对收红包的看法。一位兴趣相投的好友，一直对病人很好，可是某一天，两人吃烧烤时，对方却无意来了一句：“我觉得收红包没什么不对……”并给出一大堆理由，收入、压力……

  那一刻，朱觉得自己应该离开。“我是个蛮真性情的人，我不允许这个职业来改变我的价值观，所以我就想干脆放弃。”

  她把简历放上招聘网站，打算应聘一家医学网站的编辑。闻此，一直期盼女儿从医的母亲一夜未眠。

  班里选择离开这种环境的不止朱一人。一位皮肤科同学去做翻译了；还有一位成绩挺好的女生去了相对清闲的校医院，去时还在纠结：“我会被大家嘲笑吗？”

  不过不久，张强跳槽所至的沃德医疗中心看到了朱的简历。他们要为张强聘用一位医疗助手。

  朱说，得到消息后，她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我还是喜欢做医生的。”

  建立信任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朱筱吟工作已有两年多。张强热衷自媒体，时时更新工作状态，朱筱吟的笑脸或身影便常会曝光于此，在张强的粉丝中小有名气。

  回想两年前的自己，她已不太能记得曾经的迷茫。她说，如果两年前只是尝试，那么现在庆幸当初的选择。

  她最有感触的是建立信任的过程。

  从一开始沿袭在大医院粗放式的习惯，到现在即使遇到“不太友好”的病人也能应对自如，朱筱吟的秘诀是，把自己当做对方，去想，怎样是他或她最需要的方式。

  她来沃德面试那天，医疗总监带着她在诊所内部转了转，每到一个地方，里面的人员会站起来，微笑对她说一句：“你好！”那时，她就觉得，这个诊所不太一样。

  开始工作后，张强会纠正她对待病人的方式。比如，有些公立医院手术室允许医生护士聊天，在她一次无意聊天后，张强告诉她，“和手术无关的话就不要说”；以前，做完手术的病人身上若有无关紧要的血渍，可让病人回去自己擦，但张强的要求是，要擦干净，让病人及家人体验到“完完整整进去、干干净净出来”；也有的医学生实习前会受到前辈的教诲“把帽子口罩戴好，不要让人看出是小医生”，但在这里，朱筱吟会主动告诉对方，自己是医生助理。

  作为张强的助手，朱筱吟需要与病患先行沟通，安排门诊时间及手术时间，力求使外地来的客户到上海一次就可同时完成门诊和手术。

  但这需要医患双方对预约制度的默契。

  有位外地的老先生，未预约就直接来了诊所。看到张强不在，老先生的眉头皱成一个结。

  不速之客最易打乱节奏。但为了不至于让老先生白跑，朱筱吟请老先生坐下，询问病情。不料老先生瞅了瞅她的铭牌，知道她是“小医生”，又一脸不屑，双手抱臂，靠着椅背。

  朱引导他慢慢讲出病情，又给出一番解释后，老先生的神情变了，抱臂的双手也慢慢解开。

  朱筱吟又说：“我帮你写一份病例，这样即使你不在这里手术，也可方便后面的医生了解你的病情。”

  她注意到，老先生拿过病例时，是双手接过的。最后老先生也选择了在此手术。这是令朱筱吟“很有成就感的一件小事”。

  “建立信任是需要时间的，而细节决定成败。”

  实践中，接诊流程已经过多次修改，目的是为病人和医生可以更好地对付疾病。比如朱筱吟会在病人来门诊之前，先通过网络获取对方病历或相关的检查报告，令对方就诊之时能有“医生已经很了解我了”的体验。而医生也可多做准备，不至于仓促下结论。

  “从理念上可以接受”，但从实际角度，“还是再等等看吧”

  张强的“医生集团”的成立，在年轻医生中也产生诸多影响。

  “把优秀的专家聚在一起，分别组建专业团队，通过签约安排多点执业平台。领头专家们只要把病看好就行了。”而“集团”的实体为一家投资管理事务所，简言之就是“自由执业医生的经纪公司”。

  为组建团队，张强招募了3位年轻男护士、1位年轻医生。他说：“我要招每个阶段的人，形成一个梯度。如果下半年结束时他们都过得很好，那就证明无论什么阶段的人都可以离开体制，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参照物。”

  几位年轻人，是他从近百封简历中挑选出来的。

  他对几个年轻人的第一个面试问题就是：“假如医生集团倒闭了怎么办？”

  “这也是一种创业，谁都不知道结果。”余思聪当时回答。

  余思聪，90后男护士，戴着眼镜的阳光男孩，正处于临近毕业的实习阶段，他看到招聘启事所列的要求—“热爱医学事业”、“烟酒不沾，注意仪表，善于沟通”、“个性阳光，动作敏捷，观察细腻”……自己是符合的。但亦有自觉“不达标”的：“上海地区三甲附属医院工作”、“普通话标准，能够使用英文交流”……还有一条：“注意：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拥有六块以上的腹肌—必须的！”他在邮件中言辞恳切：“我知道自己有很多不足以及不符合的地方，但我热爱医学事业，而且我刚本科毕业，还有发展的空间……6块腹肌将来肯定会练成的！”

  相比于朱筱吟当年的迷茫，余思聪对自己的选择几乎没有犹豫，甚至觉得自己抢到了“先机”。他自嘲：“我必须快点，否则再过几年，以我这样的水平、资历能竞争得过那些精英吗？而且，以前怎么会有机会跟在这些‘大牛’身边？”

  交大医学院硕士应届毕业生小谢对来到医生集团也“没什么可犹豫的”。小谢语速极快，性格直率，在校时拿过4年的一等奖学金。他不想做那个在大部分人眼中“死板”的医生，曾花时44天，骑单车从徐州至拉萨4200公里，2012年以3小时40分完成上海马拉松，2013年用11天完成台湾环岛骑行。他说，身为医生的老爸原本就不看好他在体制内执业，“职称什么的对我没有意义”。

  而大多数人是观望。余思聪身边有不少同行好奇而又充满疑虑。余就详细地讲解给对方听。结果对方才听几句，就立刻露出羡慕的表情：“那你的收入一定很高吧？”余会认真地解释：“其实，就目前来看差不多，但收入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27岁的男护士孙延毫从三甲医院辞职离开时，亲戚们专门开了家庭会议，“从理念上可以接受”，但从实际角度“还是再等等看吧？如果发展得好了，再决定辞职也不迟啊”。但孙认为不需要再等，他认为这是未来医疗发展的方向。

  “不可能的事情经常发生，你最好有所准备”

  体制外执业亦有掣肘。

  目前，三甲医院对于患者依然是“金字招牌”，大量病源集中在三甲医院。

  55岁的患者李华妹在牙痛之初，就直奔华山医院口腔科。在老专家那里看病时，她接触到了刚刚开始规范化培训的小医生史航。

  李华妹也曾纠结过小医生的医术到底是否过关，但看“这个小姑娘手脚麻利、说话诚恳”，就决定一试，最终两颗坏牙被治好，奠定了她对小姑娘的认可；今年的一颗坏牙令她吃尽苦头，前后耗时2个半月，但她“对史医生的人品绝对信任”，因此即使病情棘手、史航请来上级医生时，她都完全信赖。

  史航今年从复旦大学医学院硕士毕业，与华山医院口腔科正式签约。她认为，三甲医院对年轻医生的成长依然有优势，利于积累自身品牌，而未来，个人品牌会是医生的竞争力。

  目前，大多数的私立医院需要“成品”，即有多年从业经验的医生，因此体制外从医的年轻医生依然只是小众。

  一位美国专科医生的成长，应先完成住院医培训及专科医生培训两个阶段。朱筱吟如今的角色，与正处于专科医生培训阶段的美国医生类似。她对自己没有经历完整的住院医培训感到遗憾，“心理上觉得少了一个流程”。

  她只能尽力去寻找一些标杆：私下问三甲医院的同行要来一份院内对于主治医生的要求，自己一条一条地比对；也曾获得一本写美国血管外科医生从住院医做起的书，看着书，一边看一边拿自己和主人公比较，以弥补差距；由于跟随张强在不同的外资医院，她也珍视医院对她的考核。

  也因此，她感觉自己需时时保持警醒，自我施压。目前医生集团与一家网络平台合作办起微信公众号，免费为用户回答提问，且要保证在10分钟以内。朱筱吟回家后也常在电脑前回答问题直到晚上10点。老公有时不解，“做这么多，图啥呀？也没有报酬”。她觉得，这其实是她获得的另一次教育机会，得知患者的需求，同时弥补知识漏洞。

  朱筱吟很坦诚：“身处这样小众的人群，互相的交流比较少，其实挺孤独的。”但她迅速又微笑起来：“在这样的城市，每个人都会有孤独感，不是吗？”

  而张强对他们的未来很有信心，“医生集团正在不断扩张。随着不少教学医院的专家教授加入，也给这些年轻医生们带来更多学习的机会。医学与所有行业一样，都可以有碌碌无为者和行业精英。中国的医疗，将在10年后发生巨大改变”。就像现在正流行的一句话：“不可能的事情经常发生，你最好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