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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访》| 朱虹光教授:AI可以取代病理科医生吗?

首页 » 《转》访 3天前 转化医学网 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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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分子病理在疾病的鉴别诊断、伴随诊断、预后判断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子病理正逐渐成为精准医疗的支柱。近期,转化医学网采访上海市复旦大学病理系朱虹光教授,就分子病理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问:朱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转化医学网的访谈。了解到您在病理学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您觉得分子诊断和病理诊断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答:病理学诊断是临床诊断疾病的金标准。

分子病理检测是病理检查的一种手段,可以作为传统病理的某些不足。分子病理诊断是常规病理诊断的一种补充,在某些疾病的诊断中可以帮助病理医生更好的做出诊断。此外,分子病理学可以对肿瘤靶向治疗提供较为可靠的治疗依据。


问:有人提出,在未来AI可以替代病理学家,您觉得这可能呢?


答:个人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很多人将病理学理解为看图识字,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

如果看到一张切片就能诊断是不是癌症,那么谁都成了病理学家,我们完全不需要招临床医学毕业的人来做病理,小学生都可以来看图识病。


但是显然,病理学并不是一个看图识病的游戏,病理医生需要充足的时间和临床经验积淀。病理诊断需要结合临床病史、巨检所见、显微镜下形态、必要的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甚至分子病理的结果由病理科医生综合判断后作出诊断。在临床实践中,病理科医生应该将每一例病理诊断当做一个小的科研项目来对待,上述的每一项指标相当于科研中的一个结果,诊断相当于结论。病理诊断不是来自某一项结果,而是来自进行综合判断的病理科医生的大脑。AI对于病理科医生来说,就是家里扫地的机器人,是帮主人干活的。

 

那么,AI目前可以做什么呢?病理科医生都是定性诊断的高手,但定理诊断是病理科医生的弱项。病理学家的诊断对于病理切片定性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但是在需要定量的病理学中,AI将会充分发挥它的能力:比如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分级要依靠增生指数的计数,病理科医生一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的数。所以在定量病理学领域,AI是很棒的一个助手。

 

所以,在病理诊断中,AI可以说是病理学家一个很好的帮手,但是最后的诊断还要依靠病理学家丰富的经验和锐利的双眼。


问:新的检测手段对于分子病理诊断可以起到哪些作用?

答:科学是不断进步的。在科研试验中被证明效果很好的产品,我们应该确认其在临床诊断中有多大的准确性。


所以目前来说,新的检测技术包括基因测序,实际上起到的都是辅助诊断的作用,检测机构将资料给到临床医生,需要医生来做判断。当然新检测手段的出现对于病理学的发展是很好的事情,IHC刚出现的时候不少医生并不接受,但是病理诊断现在已经离不开IHC。


问:您对癌症治疗的未来发展怎么看?

答: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要想攻克癌症,依旧有着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


在此过程中,科研和临床人员不断地发明新的疗法,不断地建立新的治疗手段,一步步的去延长病人的生命,这是我们未来能够攻克癌症的基石。

 

癌细胞是人类自体细胞变异,因此处理起来存在很多困难的地方,比如你很难找到特异性非常好的标记。另外癌症不是急性病,如何早发现早治疗以及如何在晚期延长生存期是目前癌症治疗的重点。

 

目前来看,做肿瘤的早期筛查是很有必要的。多发现一些肿瘤的标志物,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做到早诊断、早切除,那么,便可以大大的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问:中国近些年来癌症患者不断增加,您觉得是为什么?

答:这个问题很复杂,可能与人口老龄化、空气污染等有关,但我个人认为这些年来中国肿瘤病人每年的新发病数从100万人快速攀升到2015年的429.16 万例,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飞速发展的医疗水平、农村医疗保险网的建立和CDC肿瘤传报制度的下沉和完善,使原来没有统计上来的病例统计上来了。

 

过去中国没有被确诊的癌症患者很多。不是以前没有癌症病人,而是很多人在离去时也不知道自己罹患癌症。随着医疗水平发展和农村医保的推进,更多的人得到更好的诊断,这也是近些年确诊癌症患者增加的一个原因。

 

美国每年新发癌症患者为150万,按照人口基数(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来计算,中国的癌症患者大约在600万左右,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数据。


简介


朱虹光教授

朱虹光教授精彩演讲


男,1955年生,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山医院病理科教授,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病理学杂志副主编;国际病理协会中国区副主席、中国医师协会病理学分会常委、上海医学会病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理事。擅长于胃肠道、肝病、乳腺、甲状腺、胰腺、软组织病理。1983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专业本科,获学士学位及上海第一医院学首届荣-林氏奖学金及优秀毕业生称号;本科毕业后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学专业师从应越英教授攻读肝病病理硕士及博士学位,1986年及1990年分别获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1991年9月获德国Max-Planck奖学金赴德国的世界著名研究所马克斯―普朗克协会( Friedrich-Miescher-Laboratorium, Max-Planck-Gesellschaft ) 进行博士后研究三年,主攻肿瘤分子免疫学。于1994年6月回国后,历任上海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教研室副主任。1999赴美国Robert Wood Johnson Medical School,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做高级访问学者一年,分别在其所属的病理学系和Cancer Institute of New Jersey考查美国病理学教学现况及进行肿瘤分子免疫学研究。现主要从事肝病病理、肿瘤标志物、肿瘤分子病理方面的科研工作,并负责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外科病理的诊断工作。主讲“病理学”、“基础病理学理论与实践”、“现代组织化学”、“分子病理学”、“肿瘤病理学”等课程。在肝炎肝癌,肿瘤免疫,肿瘤分子病理方面发表论文114篇,其中94篇被SCI收录,影响因子大于5的SCI论文27篇,大于10的6篇。


(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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