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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专利事件逐渐变得不堪入目

首页 » 产业 » 杂谈 2016-10-08 生命奥秘 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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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关于CRISPR专利事件的不断升级的争论产生了行为不当的指控。

  关于CRISPR专利事件的不断升级的争论产生了行为不当的指控。

  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因有很多对基因组进行排序和修改的先进方法,而被称为“合成生物学的奠基人”。同时,他可能还是世界上努力使已经灭绝的长毛猛犸象(woolly mammoth)重生的头号权威人士。

  可现在却出了一个问题。对于革命性的基因编辑技术,到底谁该拥有其专利权?这恐怕要部分取决于Church的科学技术是否被定性为“普通”。

  对于美国专利及商标局(USPTO)而言,必须对CRISPR-Cas9基因编辑这场对战官司作个认定,这实在是深奥而异乎寻常的问题。然而,这场拖延了数年的诉讼已经从科学的细节问题升级到不适当的指控,实在是不堪入目。对此。纽约法学院(New York Law School)的法律学者Jacob Sherkow表示,事件中似乎有不少怀有恶意的参与者的指控,所以说,该事件具备攻击性。

  与此同时,欧洲的CRISPR专利申请人也在等待关键的裁决——某些人曾期望今年9月底能作个定论——以决定他们的命运(见《国际性的冲突》(A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而对某些人来说,这事会产生积怨并不意外。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的一名法律学者Robin Feldman表示,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有一大笔钱,并为此而陷于危机,那么谁都会去争夺的;而在围绕该领域关键之处的战役中,任何事情都很重要。

  自然界中,细菌和古生菌利用CRISPR-Cas9来防御病毒的侵入。不过,2012年,由伯克利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分子生物学家Jennifer Doudna和瑞典于默奥大学(Ume? University)的微生物学家Emmanuelle Charpentier牵头的一个研究小组(下文称为Berkeley小组)报道称,他们已经对CRISPR–Cas9进行了重编程,以切除目标位点的DNA。随后在2013年初,有几个小组——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剑桥郡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的合成生物学家Feng Zhang牵头的一个小组(下文称为Broad小组)——报道称,CRISPR–Cas9也能在活的真核细胞,包括人类细胞中起作用。

  很快,CRISPR–Cas9就以其简易、通用的特点而被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所接受,广泛用于改写基因组和重塑细胞,它在医学、农业和研究领域的潜在应用不可估量。据瑞士洛桑附近的一家咨询公司IPStudies统计,目前世界上有860多个CRISPR专利家族,平均每天都有一项新的专利加入其中。

  尽管如此,人们大部分的关注点分别集中上述位于伯克利研究所(Berkeley Institute)和博德研究所(Board Institute)的研究小组上。这两个小组的专利广泛覆盖了CRISPR–Cas9的延展性应用,只是各有所长。

  Berkeley小组首先提出专利,而Board小组则选择了快速审查程序,从而更早被授予专利权。于是,Berkeley小组向USPTO提请宣判“专利抵触”,并通过开展复杂的诉讼来确认到底是谁首先提出了这一发明。

  自今年1月起,双方都已经向UPSTO专利审判官提交了诉讼文件。Board小组断言,Berkeley小组最先申请的专利文件描述的是:将CRISPR–Cas9应用于原核生物(例如细菌),但并未充分描述真核生物(例如小鼠和人类细胞)的应用过程。这一区分性问题非常重要:因为CRISPR最赚钱的应用领域很可能就是医学,而有几家生物技术公司也已经获得了Berkeley或者Broad小组的专利授权。

  对此,Berkeley小组反驳称,CRISPR–Cas9对真核细胞的应用是显而易见的,以至那些“拥有普通技术的人们”——比如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博士后——也能完成这种跨越。他们还指出了几个快速获得成果的小组——比如由Doudna、Zhang、Church(来自马萨诸塞州波斯顿哈佛医学院)以及韩国基础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Basic Science)的遗传工程学家Jin-Soo Kim带领的团队,他们都把CRISPR应用于人类细胞。Broad小组则反唇相讥说,这些科学家们可都是所在领域的顶尖人物,恐怕不能被视为“普通技术人员”吧。

  结果,令人惊讶的相互谴责不断地充斥在科学争论之中。后来,Berkeley提交了一封来自Shuailiang Lin(此人于2011-2012年在Zhang的实验室当访问学生)的电子邮件。邮件中,Lin称Zhang的实验室只不过是从Doudna和Charpentier的论文中获取灵感,才有今天所得,并非独立完成这一系列问题。对此,Board小组反击说,Lin是在向Doudna谋职期间提出这一论断的。

  Berkeley小组还申请传唤Lin(此人已在旧金山加州大学受聘),但USPTO审判官在9月14日否决了这一申请。而在9月份下旬,Broad小组会趁双方针对此前的申请提交书面回复的机会,提出更为完整的答复。

  同时,Broad小组向USPTO审判官提出,不应理睬来自Berkeley小组的两位学术证人的证词。原因是收集证词的法律公司此前为Broad小组服务,因此可能会与Broad小组坚决主张的机密信息有利害关系。不过,USPTO也没有同意。对此,他们在8月24日书面回复中表示,Broad小组的要求只不过是一个审前非法调查。

  据Sherkow所言,在双方的对战中,最激进且冒险的举动就是Berkeley小组决定传唤Church。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Berkeley提交了来自Church的一封电子邮件,信中对Doudna和Charpentier在2012年的论文表示祝贺,同时承认他们的论文鼓励他的团队尝试将这一系统应用于真核细胞。但是,多年努力于将一套完全不同的基因编辑系统从细菌转入人类细胞的Church在今年8月告诉《自然》(Nature),这一转移“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过,USPTO又在9月14日否决了这一传唤。Church表示,虽然他从未向Berkeley的律师讲过这种话,但对审判官的裁决表示惊讶。他指出,他原以为自己的观察会被认定有实际作用。

  对此,澳大利亚墨尔本Watermark的一名专利律师Mark Summerfield表示,总之,这回结下的仇怨对两家学术机构来说,都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起初,Summerfield支持双方如同学术机构通常所做的那样解决问题。但他随之看到了获得专利授权的公司名单,且这些公司已经为两家机构支付了多张法律账单。于是,他表示,这件事背后的真正推手并非是两家学术机构,而是商业利益。因此,他意识到双方绝不会达成和解,而是继续把战役打下去,直至最后关头的到来。

  原文检索:
  HEIDI LEDFORD. (2016) Titanic clash over CRISPR patents turns ugly. Nature, 353: 460-461.(转化医学网360zhy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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