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与基因，回归初心

2001年，我到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坐落于九龙清水湾的港科大，依山傍海，有“无敌海景”之称。有次和朋友散步在校园小道时，她指着山下的碧海青天，突然发问：“这样的美景，一定是上帝的创造吧?”

我不知道上帝使用什么语言，但我知道生命的语言。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发布了人类基因草图。以ATGC四个字母写成的人类生命天书，第一次以全文的形式摊开摆在了人类面前，但是人类还没有学会如何去读。我选了当时还是鲜为人知的生物信息学专业，尝试用数学、物理、计算机和分子生物学交叉的学科去理解和切入。甚至跟几个异想天开的同道，尝试用道德经里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来解释DNA三联密码子，用周易里的六十四卦来匹配编码氨基酸的64个密码子。

记忆最深刻的是Thomas Jarlier教授的分子生物学课程，用了整整两个课时在课堂上放映了一部科幻大片GATTACA(港译：变种异煞,也难为他们了)。故事主句Vincent是上帝的孩子，从受孕到分娩, 完全是一个“自然生产”的爱的产物，然而在基因改良时代他反而成了异类：神经性疾病可能性60%,心脏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Vincent不愿接受命运，挑战自我极限，反而突破基因缺陷的魔咒，成了深入太空的宇航员。当技术的进步突破了人类伦理的底线，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自己和生命的尊严？二十年前的冲突和纠结，到了今天反而更加凸显。Vincent在黑夜里和大海浪潮搏击的场景，至今深印脑海。


毕业后，我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工作，在协和医院边里的一栋二层小楼工作了五年。二代测序技术还没有崭露头角，基因造福人类的梦想好像还遥遥无期。


2007年， 河南老家的一个儿时玩伴找到了我。他带着两岁大的儿子来协和医院看病，病名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脊髓性肌萎缩症（SMA）。老百姓都知道，看病看到了协和，不管能不能看好，这病是看到了头。我带着他们看了协和最有名的专家，而专家说，SMA目前没有治愈方法，孩子顶多能活到十岁。看着在协和医院门口抱着儿子在痛苦流涕，我也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也无法再跟他解释什么隐性遗传，什么是基因筛查。

我从北京回到了上海，到了一家国际IVD企业工作了多年。2016年，我来到深圳，加入了华大基因。而此时正当发展了十年的二代测序技术开始进入临床诊断，普惠大众。缘于基因，回归初心，我又回到了求学时的基因技术，只不过，从一个新的角度和起点。基因技术，也从最初的“读”到“懂”，到了“写”的第二波，人体第二基因组微生物计划，人类基因组“写”计划，又将开启新的一个十年。健康中国大时代，生命经济初见端倪，个人力量纵然有限，在时代浪潮里，小小一朵浪花也能推波助澜，奔腾万里见天地，见众生。

老家玩伴的儿子，只活到了十岁。而当2016年他们终于鼓起勇气，再次孕育新的生命时，罕见病基因筛查技术已经可以准确的告诉他们，他们的宝宝，不会再受到SMA和其他罕见病的困扰。他们以坚定的信心和憧憬，等待着一个新生命的出生。

缘与基因，回归初心。以我最喜欢的一段关于初心的文字结束--香港导演。刘浩良回忆过他的射箭师父的教诲：“你不是要把箭射进红心！你要想象，箭原来就插在红心中，你把箭从箭靶拉到你的弓上，现在你要做的，只是放手，让它回到红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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